乌克兰危机与“西方的团结”

【内容提要】尽管西方世界内部发生了深刻分裂，但是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体”加强了“团结”，而这种趋势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之后以惊人的速度获得了进一步加强。西方的团结趋势正朝着加强政治军事和军事技术统一的路线推进，美国的目标是回到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时的单极世界状态。在“新单极化”的图景下，俄罗斯又回到了三十年前苏联解体后所处的位置，而且它的处境将更加艰难。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不会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获得西方的信任。与此同时，俄罗斯遭受的打压也将比三十年前更为猛烈。有理由认为，西方集体已经进入了一个团结期，这一进程至少在未来几年内都可能持续下去。但是西方当前的团结进程有着非常具体的边界，长期保持的可能性不大，西方世界从向心趋势转入离心运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关键词】乌克兰危机 俄罗斯 西方集体 “西方的团结” 国际秩序

【作者简介】安·瓦·科尔图诺夫，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执行主席。

【译者简介】白娜，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馆员。

【DOI】

10.20018/j.cnki.reecas.2022.04.001

近期芬兰和瑞典关于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仓促决定，是习惯上被称为“西方集体”的国家集团趋向“团结”的最明显例证。事实上，2022年2月24日之后，已经出现了不少显示这一趋势的证据：西方国家以惊人的速度达成对俄罗斯规模空前的制裁；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方案同样被迅速批准，也是史无前例的；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到欧洲委员会和北极理事会，西方国家在主要国际组织中对俄罗斯协调攻势；西方领导人对巴西、印度等在乌克兰问题上尚未完全明确立场的南方国家联合施压。当然，西方国家在如何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行动上也存在意见分歧——美国和英国“惩罚普京”、“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立场极其强硬坚决，而法国和意大利则呼吁与克里姆林宫进行对话，甚至希望冲突双方相互放弃对彼此的最大要求以达成“妥协”。此外，各国对于激烈军事对抗阶段结束之后如何与俄罗斯发展关系的立场也不尽相同。但是，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对冲突的总体评估、对乌克兰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对俄罗斯施加的经济和外交压力、巩固北约、增加国防开支等），西方国家的立场仍暂时保持着统一。一个合理的问题是：这种统一究竟是情境式的，即与欧洲当下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有关？还是战略性的，即由西方国家的长期利益决定，并完全有可能在俄乌冲突的时空之外持续存在，并不断加强？

我们有理由认为，西方集体已经进入了一个“团结期”，这一进程至少在未来几年内都可能持续下去。但就目前来看，这种团结仍然是暂时的，未来西方世界的内部矛盾必然会加强，其团结水平也会下降。西方目前的向心进程何时以及以何种形式让位于离心进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世界政治的近期图景。

西方从分裂走向“团结”

俄罗斯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是西方国家向心进程强有力的催化剂，但不能被认为是西方世界走向团结的主要原因，更不是唯一原因。因为这一进程早在俄罗斯发起特别行动之前很久便已经开始。只需稍微回顾一下2021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便一目了然：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组建新政治军事联盟“澳英美联盟”（AUKUS），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被提升至首脑级别，美国主办了声势浩大的“民主峰会”……更不用提他们在西方大国传统协作框架内加强团结的努力，如北约峰会和七国集团（G7）领导人峰会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世界的“团结”趋势至少在过去一年半到两年里便已经出现。如果以2020年初作为起点——当时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突然唤醒了西方国家最古老的民族利己主义，人们甚至一度质疑西方共同价值观的存在，那么两年来，西方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集体从近期遭遇的困难中吸取了必要的教训，迅速并成功地完成了动员，将近几十年来的许多争执和纠纷搁置一边，并针对其共同的对手和竞争者形成了统一战线。

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美国第四十六任总统拜登本人及其政府，本不应遭受那么多专家和记者的蔑视和诋毁。早在竞选期间，这位民主党候选人便大谈“统一西方”，并将其视为未来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之一。他一直承诺，新一届美国政府将尽可能考虑盟国的立场、利益和优先事项，并将优先考虑与合作伙伴的多边互动形式。当然，民主党政府并不总是、也没能完全兑现这些承诺。例如，2021年夏末匆忙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目前看来，事先并没有与盟友进行协商，自然引起了后者的不满，甚至满腹怨言。2021年6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北约峰会发表公报，其中涉及中国的部分字数寥寥且含糊其辞，这说明美国没能说服欧洲盟友一致反对中国。到2022年2月，美国和德国在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问题上已经出现严重分歧。时至今日，美国与“欧洲三驾马车”（英国、法国、德国）在恢复与伊朗多边核协议的问题上仍未完全达成一致。

然而，这些战术上的受挫并未导致西方世界内部发生新的深刻分裂，也没有改变其走向团结的总体趋势。白宫的新方针与美国在欧洲和东亚盟国政治精英们的期望和希冀不谋而合：他们大多不赞成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路线，在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便已将赌注押在拜登身上，并明确表示欢迎“美国恢复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力”。美国对其盟国利益不甚敏感的个别传统表现以及某些保留上一届特朗普政府外交遗产的惯性行为，也都没能阻止西方整体走向联合。

这场团结运动似乎主要与西方统治精英对西方世界持续分裂所带来的多重风险日益清晰的认识有关。分裂的西方集体在过去几年中接连失去其在世界上的重要经济、政治和地缘战略地位以及制定全球议程的机会。将西方视为“理想未来”的象征和值得效仿的榜样的国家越来越少；西方的发展模式愈发频繁地让人联想到尚未解决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不是昔日的辉煌成就。这种对西方“去魅化”的趋势在2020～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尤为明显，但它其实早已出现：西方集体无力在2008～2009年全球危机后重建全球金融体系，无法令人信服地回应2011～2012年“阿拉伯之春”的挑战，也没能阻止英国脱离欧盟（2016年）。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这些挫败被认为是特别痛苦的。此外，近年来，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盟国的政治精英们仍然未作好为国际体系现状和未来世界秩序承担更多责任的准备。多年来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所提出的欧盟“战略自主”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属于一般性声明，特别是在安全问题上。在21世纪的头二十年里，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东亚，替代美国领导地位的有效方案都没有出现，因此拜登在美国的当选被许多西方人认为是回到了冷战初期的熟悉而自然的状态。

当然，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今天西方集体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也正是“中国挑战”支撑着这次团结运动。拜登在2021年便积极与俄罗斯谈判，迅速同意延长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并于2021年6月与普京在日内瓦会面（尽管2021年中美首脑未能实现面对面会晤），这一切绝非随意为之。显然，白宫计划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与俄罗斯的关系，减少俄美对抗的风险和成本，并专注于对抗中国“这个更加危险的战略对手”。白宫很难指望俄罗斯放弃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或再次“重启”美俄关系，但必然设定了将处理双边关系成本降到最低的目标。总的来说，就目前来看，这种优先事项的调整得到了美国在亚洲和欧洲大多数盟友的支持，只有少数中欧和东欧国家除外——它们依照传统，仍然将俄罗斯视为西方集体的主要威胁。然而，“一边与俄罗斯谈判，一边专注对付中国”的计划没能成功。首先，俄罗斯并未表现出按美国提出的条件进行谈判的意愿，并且在2021年下半年，俄罗斯对美国和整个西方集体的意见和要求持续增加。2021年年底，俄罗斯以严厉的措辞要求对过去20年在欧洲形成的、以美国和北约核心地位为基础的安全体系进行彻底修订。而这种程度的让步自然是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无法接受的。其次，如前所述，拜登政府未能成功说服其盟友和伙伴与中国进行长期和坚决的斗争。这一点从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对2021年夏秋之际立陶宛和中国外交冲突所作出的极为克制的反应上便可见一斑。虽然2021年大多数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大国，均逐渐收紧了对中国的政策（例如决定冻结欧盟在2020年年底与中国达成的全面投资协定），但欧洲整体果断对抗中国的意愿仍弱于美国。因此，即使不对战略进行修正，至少也需要对西方已经开始的团结进程进行一定的战术调整。当时需要某种冲击来帮助西方集体加速团结，克服各国在具体问题上持续存在的分歧。

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罗斯于2022年2月24日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对美国而言简直是一份梦寐以求的无价之礼。这次特别行动不仅让西方明确了近期任务，并且确定了新一次联合的主要形式。毫无疑问，白宫将充分利用这个天赐的礼物。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局势非常紧张，并造成了多重国际影响，但美国政客仍将中国而非俄罗斯视为美国在战略上的主要挑战和国家利益的威胁。

西方“团结”的方向

西方已经开始的团结趋势正朝着加强政治军事和军事技术统一的路线推进。这一趋势既发生在已经复兴并获得重振动力的北约框架内，也发生在其他多边组织以及美国与其主要伙伴国之间的双边协议框架内。目前北约成员国的军事预算总额已经占到了全球国防开支的一半以上，而且这一比例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持续上升。西方的主要目标首先是维持和巩固其相对于地缘政治对手的军事技术优势，以及维护和进一步发展美国主导的多边和双边军事政治联盟在全球的基础设施。北约“全球化”的进程大概率会加速——该军事政治集团将加强其在北极地区以及印度洋和太平洋海域的军事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英国首相约翰逊提出了一个倡议：在英国的主导下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盟，联盟成员将包括乌克兰、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未来，还有可能包括土耳其。尽管这一倡议的具体前景还不完全明朗，但提出这一倡议本身就表明西方团结的意愿并非仅限于美国的领导，在一定条件下，它也可以不用美国直接参与。

尽管如此，美国无论如何都是西方团结趋势的主要受益者。美国的军事工业综合体可以为战胜其外国对手弹冠相庆，它在世界军火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也将大大加强，而欧盟脱离北约、实现“战略自主”的想法也将不得不束之高阁。针对俄罗斯的信息战在2022年2月24日之后进入一个新阶段，其目标之一便是损害俄罗斯武器的声誉，宣扬其“老化”和“低效”，从而使得世界军火市场的重新分配有利于美国公司。对俄罗斯国防企业的新一轮制裁也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事实上，这不仅仅是针对俄罗斯或中国军备制造商的斗争。当前的联合趋势也加强了美国国防企业相对于其欧洲竞争对手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21年12月，俄罗斯向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及芬兰决定加入北约之前，芬兰就作出了购买一大批价值100亿欧元的美国F-35战斗机的战略决定，当时英国、法国和瑞典的制造商还围绕这一合同展开了激烈竞争。这是欧盟“战略自主”提倡者的政治失败，也是主张建立独立于美国的欧洲军工综合体人士的失败。

可以推测，西方将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积极解决或至少明显缓和紧张的内部经贸关系——主要是美国和欧盟之间，但也包括美国与其东亚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拜登领导的政府已经表现出比特朗普团队更强的灵活性和更倾向于妥协的意愿。例如，在2021年10月，美国取消了特朗普时期对欧洲钢铁和铝制品征收的部分进口关税。可以认为，美国承诺已久的对第三国出口管制的同步化也将实现。而波音与空客之间似乎永无休止的斗争，以及其他一些有损跨大西洋团结的相关贸易争端，也可能告一段落。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之间合作的重点将越来越转向研发。我们将看到在信息和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空间和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形成巨大的多边财团（可能以公私合营的形式出现）。尽管不能排除欧洲或东亚的公司在某些领域获得领导权的可能性，这些财团中的大多数将以某种方式被美国控制。无论如何，西方在建立新的技术链时，都将优先考虑国家安全，尽量降低政治风险，其次才考虑经济上的便利程度。俄罗斯自然不会再被允许进入这些链条中的任何一个环节，而中国也将遭遇强硬、坚决的阻挠。

最近几个月，西方国家更加密切和系统地协调其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信息战。也许自冷战结束以来，该项任务首次被视为内政和外交政策的战略重点。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之后，西方集体展示了其快速有效地动员本国公众舆论的能力：民众对俄罗斯领导人的行动坚决否定，日常生活中的恐俄情绪前所未有地上升，针对所有俄罗斯事物的“取消文化”大行其道。当然，西方国家尤其是传统上对俄罗斯持积极态度的欧洲国家的反俄情绪能否持续，仍不得而知，但西方社会被成功动员起来的事实已经显而易见。一个精神亢奋和自信满满的西方集体将积极尝试在全球主要发展问题上形成和保持统一的立场。这些重要问题包括气候变化、能源转型、互联网治理和全球数字化标准、粮食安全和疫情防控、跨境移民、性别和种族问题以及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确定未来发展议程正在成为西方恢复在全球政治和经济领域领导地位的关键目标之一。也许未来在许多全球发展问题上，是欧盟而非美国将发挥主导作用。无论如何，西方政客、意见领袖和专家将加倍努力，将其在上述所有领域的议程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

西方世界的团结进程很难放弃将这个世界的边界扩展到“历史上的西方”之外的尝试。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看到他们对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南非、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家的积极争取。对土耳其巧言令色，与委内瑞拉搭线沟通，以及与伊朗进行谈判的努力等，都将继续进行。西方既然设定了最大程度削弱俄罗斯和孤立中国的目标，就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他们所宣扬的意识形态纯洁性和政治利益考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解决，往往如同过去一样，以优先考虑政治利益告终。可以预计，出于战术考量，西方领导人将更倾向于用世界舞台上“负责任”和“不负责任”的角色，而不是“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来作为未来世界政治的分界线，尤其是当他们在与中东或热带非洲等地区的国家打交道时。因为在这些地区，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还没有成为社会政治发展的主导模式。同时，西方的地缘政治对手，诸如俄罗斯、伊朗、朝鲜和尼加拉瓜，都将被随意列入“不负责任”的国家名单，而这个名单还将根据具体的世界形势不断加以修改。从战术上讲，西方集体依次逐个而非同时对付所有对手；逐步扩大自身地缘政治空间、挤压对手空间的方案是比较有利的。

西方的“团结”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如果当前西方的团结进程被证明是平稳的，并将在未来几年持续下去，它必将对整个国际关系体系带来重大影响。过去几年人们所作的关于全球政治发展的预测也很可能需要调整。首先，美国周围一大批欧洲和东亚国家的联合将严重推迟国际体系中“成熟的”或全面的多极化体系（多中心主义）的到来。多极化的前提是各个世界力量中心之间相对等距，并且它们的潜力存在可比性，而西方的团结将导致一个“超级力量中心”的出现，并且该中心将明显强于世界政治中的所有其他参与者。虽然多极化（及与之相伴的多边主义）仍将是西方政治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事实上，拜登政府及其在欧洲和东亚的盟友正在致力于重建一个基于全球中心（西方）与全球边缘（非西方）之间非对称互动的国际体系，并以牺牲边缘为代价逐步扩大中心范围。也就是说，西方的目标是回到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时的状态。

然而，与21世纪初一样，这种将国际体系划分为中心与边缘的做法应该不会带来一个典型的两极世界，因为边缘国家无法或不愿联合起来反对团结的西方。相反，一些“非西方”大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等）将不得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相互竞争，为其最终进入全球中心国家行列争取最有利的条件。在这种逻辑之下，非中心国家之间的多边合作形式（如欧亚经济联盟等）主要是基于成员国战略和短期利益的重合，因而没有战略前景。据主张西方团结的战略家们乐观预测，在可预见的未来，边缘国家对中心国经济、技术、政治和文化的依赖不仅会继续保持，还会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恢复而进一步加强——全球化进程只是由于近几年发生的众多危机而暂时停止。事实证明，国际体系越稳定，西方的“软实力”优势就会越明显。如果能防止边缘国家的区域危机升级至全球冲突，世界政治体系至少在未来十年内可以保持相对稳定。

“单极世界”的回归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将拒绝在经济、金融、全球事务和整个国际体系的民主化等领域对南方国家作出任何让步。但这些让步与其说是南方国家对西方持续加压的结果，不如说是西方集体为避免其周边地区不必要的动荡以及防止动荡蔓延至境内而有意识作出的决定。因此，这些让步将被严格衡量，并以南方国家的对等承诺作为条件（例如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以换取它们在遏制移民由南向北流动方面的合作）。在这个坐标体系中，西方集体和南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仍将是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但总体而言，西方仍将是这一关系中的主导力量。在这种结构中，边缘国家并不具备完全的国际主体性，因而需要来自“更成熟”的国家和社会的外部治理。正如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所表明的那样，可以推测，现有政治军事集团的扩张趋势还将持续，可能会有新的国家加入AUKUS等联盟。然而，诸如QUAD等不太正式的多边联盟逐步扩大其议程范围、深化实质性活动内容的可能性似乎更高。拜登在2022年5月底宣布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PEF）就是可能出现的新多边安排形式的一个例子，其目的是确定未来在该地区的营商标准，并尽可能减少其亚洲伙伴对中国的依赖。

还有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可能会尝试在一些特定的多边组织之间进行非正式的职能再分配——例如，用一个更加同质化和纪律严明的“七国集团”取代过度异质化和管理不善的“七国集团”，作为探讨全球经济和金融问题的主要平台。这个“七国集团”在必要时将增选新成员，或邀请个别南方国家讨论特定问题。此外，“单极世界”的恢复意味着要对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大型国际组织进行改革。例如，列支敦士登最近提议，在安全理事会成员使用否决权时，联合国大会应就使用否决权的相关问题召开紧急会议。从本质上讲，该提案旨在削弱安理会的权力，并使美国及其盟友可以绕过现有联合国程序，使其作出的决定合法化。

自然，在这一结构中对中国的安排仍将是主要问题。西方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向中国政府作出经济和政治上的妥协尚不可知，这很可能取决于在某些领域业已形成的权力平衡状况。但总体而言，在团结的前提下，西方集体的战略目标可以概括为一个三步走的公式：削弱俄罗斯，孤立中国，阻止“亚洲世纪”的到来，而且是严格依照这种次序。因为第一个目标的实现将使他们能更轻松地向第二个目标迈进，而第二个目标的实现几乎确保了第三个目标的实现。应当指出的是，在西方仍然有许多关于中国经济增速必将放缓、社会紧张局势和内部政治风险均将加剧的预测（尽管在过去20年里此类预测已经被证明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根据这些预测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目前在保持平等和相互让步的条件下与中国达成稳定妥协并不符合西方的利益，因为与中国的力量平衡态势的转变迟早会使西方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获得更多优势。

在这种“新单极化”的图景下，俄罗斯又回到了三十年前苏联解体后所处的位置。但这次它的处境将更加艰难，因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不会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获得西方的信任。与此同时，俄罗斯遭受的打压也将比三十年前更为猛烈，而俄罗斯的“良好表现”可能带来的政治和经济红利将更加有限，并且会推迟到来。但是，俄罗斯迟早也会被纳入西方集体，并被后者作为与中国对抗的重要资源。在这之前，最大程度地在地缘政治、军事战略、经济等领域孤立俄罗斯，仍将是西方在新兴世界秩序下的主要优先事项之一。这意味着他们会将俄罗斯挤出全球和区域多边组织，减少与俄罗斯的经济、科技联系，并对寻求与俄罗斯在某些领域保持合作的国家持续施压。但同时，他们也有可能与俄罗斯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触，主要是在战略武器控制和降低直接军事对抗风险等领域。除此之外，他们还寄希望于日益增长的外部压力和持续恶化的国内形势能颠覆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最大限度削弱俄罗斯的国际政治地位应该也是向中国施加压力的额外手段，因为中国将不得不单枪匹马地面对一个更强大的西方集体。

这便是西方基于其过去二十年在地缘政治上的退步与失败所带来的历史报复心理所绘就的“理想世界”轮廓。当然，在政治修辞层面上，这幅图景看起来多少会有些不同，其基本要素是遵守国际法的普遍准则，尊重基本人权，确保有效的全球治理以及多边国际组织的民主和代表性，共同解决全人类的安全和发展问题。尽管如此，这幅图景的核心底色仍是恢复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国际上的绝对领导地位。

西方的向心与离心趋势

西方国家作为未来国际体系的核心，不仅保持而且要进一步加强团结的设想是否现实？当前西方的团结进程具有相当大的潜力，但它也有着非常具体的边界，因而其长期保持的可能性不大。显然，当西方集体互动中的向心和离心趋势周期性地出现时，便有必要探讨其交替的周期。

上一个“离心”周期应该始于20年前（2003年3月），当时美国及其部分盟友在伊拉克的军事干预使西方世界发生了分裂。这种离心趋势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得到了加强：他首次公开宣布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从大西洋转向了亚太地区，从而给了其欧洲伙伴在西方集体的“东翼”（原苏联各共和国）和“南部邻国”（中东和北非）发挥更积极作用的机会。虽然西方集体这种力量和资源地理分配方式的有效性至今仍是历史学家争论的话题，但可以确定，在奥巴马执政期间（2009～2016）美国与其盟国间关系所显露出的裂痕在特朗普执政期间（2017～2020）急剧加深。在这些年里，美国与其最亲密的盟友在能源转型、伊朗核计划、巴以冲突、对南方国家的经济援助等关键问题上已经分道扬镳。贸易和经济矛盾的升级已经使美国和欧盟处于贸易战的边缘。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试图充当商业服务的提供者，并要求其“客户”无条件地支付这些服务的费用。

涉及一些西方国家利益的大部分客观矛盾虽然已经随着拜登的上台而退居其次，但并未得到真正解决。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矛盾迟早会再次浮出水面，并引发西方新的“分离”周期。首先，在经济方面，美国、欧盟与东亚发达国家的利益远非一致。例如，美国向欧洲出口农产品的问题很难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欧洲向美国出口汽车和零部件的问题也同样如此。美元和欧元将继续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相互竞争，而且有可能随着其他货币的国际地位的加强而愈发激烈。美国应该也不可能永远依赖外债和持续增加国债来解决这一问题。西方集体内部一些国家的政治周期能否实现同步还有待观察。如果说目前在北欧左翼风头正盛，那么在美国即将到来的11月中期选举中，极有可能获胜的则是右翼。可以说，“盎格鲁—撒克逊”和“欧洲大陆”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反而愈发明显。一些欧洲大陆国家试图使用从美国或英国借来的社会经济秘方，但普遍以失败告终。

在过去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里，西方集体内部的政治矛盾也没有凭空消失。面对严重的安全危机，临时联手对付经济上无足轻重的俄罗斯这个熟悉的对手是一回事，而与中国这样一个超级经济体展开长期消耗战则是另一回事。西方内部对处理印度问题的最佳战略尚且未能达成完全一致，更不用提在解决中东和北非危机等具体问题上保持统一立场。当然也很难设想美国和欧盟能够在扩大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经济援助规模问题上达成共识。此外，西方是否有能力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完全孤立俄罗斯，也需要打上问号。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反应不一，反俄的社会政治共识能否持续也远未明确。随着乌克兰问题逐渐淡出公众视野，西方国家维持团结将变得愈发困难，也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隐蔽甚至公开的异见人士。俄乌对抗的军事阶段结束后，即使冲突未能得到全面的政治解决，西方国家之间关于如何与俄罗斯发展关系的分歧大概率也会加深。

而在经济和技术领域遏制中国的任务则更为艰巨。试图通过切断与中国的经济和科技联系来孤立中国，必将导致西方自身付出更大代价。美国打算在亚太和印度洋地区孤立中国的计划完全不切实际——中国仍是该地区大多数经济体的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目前，美国还没有作好向亚洲国家完全开放其市场的准备，也无法在亚洲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上与中国开展真正的竞争。此外，大多数亚洲国家不确定美国对印太地区国际经济合作的态度是否会在2024年总统选举后发生改变。因此，美国甚至整个西方集体都无法为亚洲国家提供一个能取代中国“一带一路”的有力倡议。然而，最重要的是，在西方集体尤其是在美国，基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还将继续累积。西方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等许多领域仍存在分歧，恢复内部团结的前景依旧黯淡。这反过来会削弱西方推行长期连贯外交政策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对于维护西方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

上述所有持续作用的因素可以让我们得出以下结论：西方世界从向心趋势转向离心运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并且这个过程将以年而不是几十年来计算。这种转变可能将由一个类似特朗普的政治家在2024年秋季的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或者由玛丽·勒庞这样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在一个主要欧洲国家上台而引发。西方阵营在全球事务、联合国系统的未来、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计划等方面也有可能出现新的分歧。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趋势的变化不会很快发生。目前西方国家的团结进程还在加速阶段。这意味着俄罗斯和其他主要的非西方国家必须作好与一个团结的西方进行长期对抗的准备。我们希望这种对抗是和平的，不引发任何武装冲突，也不带来引发武装冲突的高风险。

西方的暂时团结也表明，俄罗斯和中国在“西方阵线”上的任何协议，即使是最有限的协议，也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获得美国的同意，并谨慎地试探美国的欧洲盟友是否愿意在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中展现出最低限度的独立性，正如他们在30年前的“单极时刻”所做的那样。而试图利用美国和欧盟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出现的矛盾，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当然，上述所有情况并不能抵消为建立一个新的、包容的、民主的世界秩序而进行系统、持续努力的必要性。毕竟，即使是“西方”这个概念，就其可持续性而言，也只是历史上短暂的一瞬。在新兴的国际社会中，西方与东方、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分界线将不再像以前那样在世界政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目前互相隔绝的国家、民族与社会，也迟早会被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取代。

来源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第4期